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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者还是叛逆者——试评《1984》中温斯顿的双性特征

2015-05-10 08:30 字体:   打印 收藏 

摘要:《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杰出代表,奥威尔通过主人公温斯顿的经历表达了他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极权社会的担忧,同时也通过温斯顿的行为寄予了自己的期望。本文通过对《一九八四》中主人公温斯顿行为与思想的分析,认为温斯顿具有捍卫者和叛逆者的双性特征。在他捍卫者的特性中他有着对现实的悖离,在反抗者的特征中又不可避免的退回到捍卫者的立场之中去。尽管如此,温斯顿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党”和“老大哥”的反抗。这种试图从抗争的不利条件和带有局限性的抗争方式中发现反抗极权统治体制的希望正是奥威尔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给予读者和研究者的最有价值的理念。
    关键词:《一九八四》;温斯顿;捍卫者;叛逆者;反抗
 
Abstract:
    1984 is one of Orwell's most representative novel.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anti Utopia novels, Orwell expressed his possible future totalitarian society concerns through the hero of Winston's experience, but also by Winston's actions have their own expectation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ne nine eight four" protagonist Winston behavior and thought, that the double feature Winston with defenders and rebe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defenders in his on the reality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inevitable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bel in position to return to the defenders. Nevertheless, Winston still in its own way to complete the "party" and "big brother". This attempt to fight from adverse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otest against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that hope is Orwell as a great humanitarian writers give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of the most valuable ideas.
Keywords: 1984; Winston; defenders traitor; resistance
 
引言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继《动物农场》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与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奥威尔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描述了在未来出现的极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国家掌控了一切新闻媒体、宣传机构和通信联络手段,其对语言、历史乃至于个人思维的管控是让人觉得荒唐而又可怕的。如果有人胆敢违抗这些禁令,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监禁、折磨乃至杀戮。
    然而,即使是潘多拉的魔盒中也依然有希望存在。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奥威尔还是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安排了一条可能的抗争之路。但作为饱受老大哥思想洗礼的温斯特在抗争之外,也有着作为体制的捍卫者的一面。这种双性特征既是温斯顿的,也是书中每一个人的。
 
一、双性特征之捍卫者
    从整体上看,《一九八四》是一部讲述主人公温斯顿的生活及其反抗的小说,但温斯顿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对于现实的有效反抗。小说中的温斯顿是负责改写历史的小职员,日常工作就是依据政策的变化写作各种假文件,删除与此相异的档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斯顿首先是这个极权国家的捍卫者——尽管他只是这个国家机器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温斯顿之所以会成为体制的捍卫者,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溯源。
    令温斯顿具备捍卫者特征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洗脑。帝国的名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已是广为人知。具体到政府的机构来说,大洋尼亚设立有“和平部”、“富裕部”、“仁爱部”、“真理部”,每个部门各司其责。被统治群体占据了总人口的85%,他们无知而又麻木,从吃饭穿衣到结婚生育完全由国家负责。而国家对他们的洗脑最为关键的一环是Dobulethink(双重思想)和Newspeak(新话)。所谓双重思想的意思是“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相互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相互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1]。“新话”则是与双重思维相对应的东西,新话的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种人为控制的语言,他的词汇量在逐年的减少,词汇变得越来越简单。同时,新话还“消灭语言中对极权统治、英社原则和双重思想不利的能指,使一切质疑现实的思维所依赖的概念,即所指无法表达和交流以致灭亡”[2]。显然,这是一种十分高明而阴险的控制手段,没有了语言人与人之间就不能沟通和交流,而语言作为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工具和最直观的代表,伴随着其日益探索所带来的必然是人的思维的日益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温斯顿的反抗几乎成了一种无望的事情。
    当然,专制与洗脑并不一定会必然的让所有人都持有同一信念。无处不在的监控是使得温斯顿成为捍卫者的第二个原因。在大洋尼亚,思想警察无处不在,胆敢思考的人都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对于这种监控,有学者借用了福柯的“全景监狱”理论进行了分析。福柯对于全景监狱的分析来源于古罗马的一所监狱,在这所监狱中所有的囚犯均被独立的隔离在一个小房间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可能。监狱的管理者可以看到每一个囚犯的行为,但囚犯却看不到他。于是无论监狱的管理者是否在注视他们,他们都假设管理者是存在的。福柯用此来隐喻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监控,而在小说中这种监控也被发展到了极致。大洋国的电幕无处不在,到处张贴着宣传标语,头顶不停盘旋着监控直升机、身边不知何处会安放着监听麦克风等等。在这样的监控体系中,每个人都自然而言的屈从于人为设计的体制,久而久之在自己的心中也形成了这样的监控机制。当温斯顿的内心被这种感觉填充的时候,自然也会去监视别人,成了大洋国的捍卫者。
    温斯顿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渐渐有了抗争思想,并试图将之行动化。然而,温斯顿对于自我和其他人的怀疑令其最终没有任何举动,在实际行为上仍然以大洋国的捍卫者自居。这里所说的温斯顿的怀疑是由于他在长期的极权环境的压制下,受制于监控体制,对于自身、未来和无产者的革命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当温斯顿去思考无产者革命的未来的时候,双重思想开始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他想革命“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3]。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温斯顿的逻辑矛盾在于无论未来体制是否革新,他都不能从中获得任何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抗争的冒险,不如作为一个捍卫者来的更为安全。这就是温斯顿成为大洋国捍卫者的第三个原因。
    温斯顿始终认为反抗的希望在占到大洋国居民总数85%的无产者身上,只要他们联合起来,统治者会瞬间灰飞烟灭。但是,他对于无产者的失望也是极其明显的,“教育水平低下,没有觉悟,每天都在喝酒,吵闹,打牌的生活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4]。这与历史上许多革命者的思维如出一辙,例如法国史学家对于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评价是“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但他不相信人民”,正是此意。温斯顿的这种悲观情绪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论,再加上之前所说的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温斯顿认为自己触犯了死罪,最终会被思想警察抓住。温斯顿只相信自己,但明白自己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于是,温斯顿为了生存而逃避着一切,在逃避的同时作为大洋国统治阶层的亿元而生活着,作为大洋国的捍卫者而生活着。
 
二、双性特征之叛逆者
    从温斯顿的表现来看,其反抗行为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部分研究者认为奥威尔之所以给《一九八四》的主人公取名为温斯顿是源于二战期间的英国领导者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民抗击德国,给了英国和全世界人民以战胜法西斯的决心,因而奥威尔用他的名字来为主人公命名显然是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反抗的意味。无论这种分析是否有道理,温斯顿在小说中的反抗是无可辩驳的。作为叛逆者,温斯顿的反抗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但正如潘多拉的魔盒中藏有希望一样,温斯顿的反抗也正是奥威尔所要表达的希望。
    温斯顿的反抗是从反抗思想钳制和批判现实社会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就反抗思想钳制而言,温斯顿首先要实现人的个性化。温斯顿为此所做的第一步是从黑市上买来了笔记本来书写日记。这在大洋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温斯顿有可能因此而被判处死刑或者长期的劳役。温斯顿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到老大哥。尽管温斯顿明白他这样的行为最终一定会被思想警察发现,但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做了。而温斯顿之所以会如此决绝的进行抗争,是由两件事情引起的。其一是他在观看战争电影的时候,意识到了战争的本质是残暴的、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而这与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信仰并不相符;其二是她遇到了裘丽娅,对她产生了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自从他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奥威尔设计这样的情节是寓意颇深的。对于温斯顿而言,对于战争的重新认识意味着理性的觉醒,而对于裘丽娅的爱情则意味着感性的萌动。换而言之,对于战争电影的反思和裘丽娅对他的冲击让他从理性和感性两个角度突破了社会所设置的重重禁区,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人”而不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的价值。而这种反抗的最好方式就是将自己的感想在日记中书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自从与裘丽娅交往之后,温斯顿开始慢慢转变。在第二次接触之后,温斯顿和裘丽娅在草地上进行交合。然而长期以来接受的仇恨洗礼以及对于极权的憎恨却让本来应该美好的爱情也有了政治的意味。对此,温斯顿认为“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5]。而与裘丽娅正式在一起之后,温斯顿也渐渐退却了生理的欲望,认为他们的第一次交合只是恰好发生的一次“意志行为”。他更希望裘丽娅能像之前的“正常人”妻子一样,见面不一定要做爱。这是固有的思想对温斯顿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在这次事件中“人的爱欲受到压迫和扭曲,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这一切都夹杂着主人公对极权主义的愤恨和恐惧”[6]。
    在对现实进行反思的层面上,温斯顿总是喜欢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要好?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不难回答,但却无法回答。因为如果要将现在与过去进行对比,那么一定要有历史的记录挥着记忆存在。然而在极权主义者的掌控下,各种历史记录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温斯顿本人就是修改历史的一员。那么,询问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是否可行呢?很遗憾,温斯顿发现那些在革命前出生和参加过革命的人要么死去了,要么被改造,也么被威吓。极权统治者将他们大脑中的记忆抹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7]。当历史被人遗忘的时候,现存的一切自然也就成为了最好的和最正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温斯顿并不了解过去,但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一种思想上的反抗了。
    当然,温斯顿并不仅仅是怀疑而已。对于温斯顿来说,他还有另一种反抗的方式,那就是通过艺术来进行的反抗——例如童谣。著名思想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具有解放人的理性的能力。温斯顿凭借着对于过去的点滴记忆,认为过去的生活模式比现在要好的多。在受到拷打的时候,温斯顿念念不忘的回忆起幼时的童谣,坚信历史就存在其中。“温斯顿探寻历史的艰难历程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明确了思想解放的方向,那就是追求一个思想自由,人人不同,个性得以发展,没有压迫,人人有尊重与尊严的时代”[8]。
 
三、 反抗的绝望与希望
    温斯顿的反抗之所以失败,上文中提到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但不相信人民”。这种历来的大多数革命者共有的观念出现在温斯顿身上并不稀奇。那么,除去这个因素,温斯顿的反抗有可能是成功的吗?显然,其中的困难也是很大的。
    首先,从宏观的社会结构上说,《一九八四》中的“党”和无产者是对立的,其中的矛盾不可调和。“党”要求其成员放弃一切人性,而无产者身上还保留着这些。无产者和“党”两个阶层之间也没有任何流动的可能,两派的矛盾计划到了双方都不认为对方是人。例如小说中的赛麦在讲话的时候曾经脱口而出“无产者不是人”,温斯顿则反驳说“无产者是人,我们不是人”[9]。
    其次,“党”内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也抹杀了温斯顿反抗的可能。关于思想警察,小说中多次有或明或暗的描写,他们的监控不仅仅是针对无产者的,同时也针对党员的。他们面目凶恶、目光冰冷,没有一丝作为人应有的气息。同时,“党”还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告密,所以温斯顿自然明白如果有思想警察发现他的思想,那么他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当然,我们把温斯顿和裘丽娅的反抗界定为失败,是因为在小说中他们被“党”所消灭。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温斯顿和裘丽娅的反抗没有成功的可能,更不能就此认为二人的反抗没有价值。实际上,“温斯顿个人反抗思想从过于偏重理性到理性和直觉相济的发展以及他对无产者阶层认识的升华过程。虽然温斯顿和裘莉亚在‘党’内部的个人反抗失败了,但无产者的革命潜能如同他们的生命力一样顽强和不朽。”[10]。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斯顿的反抗是希望的,也是有价值的。
 
结语
   《一九八四》的出版曾经在文化界引起了极大地轰动,书中关于未来的种种悲观描绘让人对极权主义的恐怖不寒而栗,甚至有批评家说这本书“悲观到让人无法宽慰的地步”。所幸真实的1984年已经过去,而书中所描写的场景也并未成为现实。然而,《一九八四》也绝非是一部危言耸听的作品,它让众多的研究者开始了对于历史和当下生活的反思。作为书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具有着捍卫者与叛逆者的双性特征,然而在捍卫者的特性中他有着对现实的悖离,在反抗者的特征中又不可避免的退回到捍卫者的立场之中去。尽管如此,温斯顿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党”和“老大哥”的反抗。奥威尔在书中并没有寄予无产者的革命太大希望,但温斯顿和裘丽娅的反抗却真切的代表了奥威尔对人类未来的期许。这应该才是这本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M] 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蔡婷:一九八四——极权统治下的身体和空间 [D] 广西师范大学,2005
[3]李丹:极权场域中的极权主义者 [J] 外国文学评论,2008(10) 
[4]刘清明:1984的主题研究——压制与抗争 [D] 黑龙江大学,2010
[5]马继红:极权世界中的孤独个体——论奥威尔的文学创作[D].吉林大学,2008
[6]福柯:规训与惩罚 [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7]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田和中译,译林出版社,2000.
[8]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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