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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阶段怠于行使的律师辩护权——从律师角度分析

2016-01-15 18:00 字体:   打印 收藏 

中文摘要: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有利基础,是保障侦查行为依法实施的严格监督。在实践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很容易在侦查阶段受到侵犯,律师辩护制度没能发挥其本质的作用,没能保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实现。其中律师基于法律和人情上的考虑鲜有行使辩护权,不愿意行使法律侦查阶段的辩护权而影响其与侦查机关的“和谐”关系,导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护,冤假错案的横生。
关键词:侦查;律师;辩护;冤假错案
    当下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贯穿于诉讼程序的始末。《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律师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程序中。这大大加强了律师进行程序性辩护的可能。它不仅打破了原先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常规程序,而且也足以让侦查机关乱了阵脚。然而,这个“不速之客”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并未能够更好的保障人权,如同虚张声势的纸老虎,终被威吓于强势的利维坦之下。笔者就此现状,在对当下的律师制度做了深入分析之后结合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司法实践找到了其中的制约因素。
一、侦查阶段律师程序辩护制度的现状
受到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程序性辩护在我国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处于被忽略的境地。惩罚犯罪,追求实体的正义长久的指导着我国的司法实践。而直到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才开始在司法实务中得到重视,同时这一制度的出现也对我国传统的辩护概念进行了拓宽。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辩护范围不再被限定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而开始着眼于司法实践中的程序问题,针对侦查阶段中的程序问题规定了律师的提出建议权和申诉、上诉权。
在理论界,对程序性辩护的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最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程序性辩护限定在针对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机关的程序违法所作的辩护,这一范围的界定主要是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的监督,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得到合法的审查。而广义的程序性辩护还包括了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而提出的程序请求,这样的界定更多的是站在被追诉者的身份去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制度是广义的程序性辩护制度,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首要任务即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还具有监督侦查机关合法、全面侦查的意义。这样的辩护制度不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成为一种建立在两造的基础上的“攻击性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了解案情、参与侦查、提出意见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辩护方被赋予了主动出击的权利,在侦查机关没有形成案卷证据的时候,律师就有机会渗入到证据的形成过程,在侦查阶段就给与犯罪嫌疑人以帮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在实践中,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却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并且总是出现在侦查阶段的证据问题之上。十八大以来,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已然成为司法改革的重心所在,侦查阶段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构建正是推动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律师辩护制度重新发挥效用的绝佳契机。侦查阶段律师的程序辩护制度一直以来都没能发挥好的效力,其中个中要素很多,笔者结合案例分析,认为其中主要缘由存在于制度本身和实践环境中。基于此,既定的程序辩护制度只能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的战斗力。不能有效的保障人权,惩罚犯罪。
二、法律上缺乏对律师辩护制度的立法指导
    《刑事诉讼法》规定至今,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然而这些相关解释大都是对法条的文义解释或者扩大解释,也就是说,这些解释仅仅停留在法条的本身含义之上,如同先生在知乎者已的时候却忘记了告诉学生怎样去具体的运用,而缺乏实践性的指导,对于法条的效力在案件中的实现产生了很大的障碍。固然文言文的学习在一段时间的摇头晃脑之后能够有所顿悟,并形成了约定熟成的用法,然而法律的强制性没有留给律师这样的机会。针对这样的真空领域,律师可没那么充分的胆量去摸石头过河,更何况律师的工作始终和侦查机关的配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长远看,律师一般不会太重视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利。这也是法律的指引作用难以在实践中保障的体现。因此,侦查阶段律师的程序辩护制度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不明,导致程序辩护制度的实施不力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被赋予了辩护人的身份,而法律却没有明确地告诉律师该如何行使这样的辩护权。反而,作为被动者的侦查机关先入为主地告诉了律师该怎么做,该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些规定成功地先发制人,捆住了律师的手脚。律师的辩护权被限制在了解案情的范围之内,至于程序辩护的权利则被无情地推到侦查程序之外。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一规定看是全方位的概括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利,然而正是由于此处的全方位导致了律师在行使全方位权利的时候有点找不着北。律师该如何提供法律帮助,该如何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这些程序的规定都留给了侦查机关,权力行使的辩护人反而被被辩护者缚住了手脚。(当然这里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侦查机关的侦察能力有关)加之,侦查部门的各项规定的围追堵截,作为律师的辩护权也只能甘为鱼肉,任人宰割了。
诸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指出辩护律师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将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案件有关情况,告知接受委托或者指派的辩护律师,并记录在案。由此看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也就局限在侦查机关所给的这些“有关情况”中了。仅仅一个规定即限制了侦查阶段,律师的程序辩护权的范围。本来居于主动地位的程序辩护制度就这样活活被阉割成了对侦查活动的“事后审查”,这样的辩护制度和审判中的辩护制度又有什么区别。
再者,针对《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是对律师辩护权的具体化。诚然,针对于前述中提及的辩护律师的权利概述,后者对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从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几个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然而,辩护制度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为宗旨的诉讼制度,如此辩护权应该作为行使辩护权的前提条件,从而促进程序辩护制度的实施,所以,这些辩护权从辩护的意义上来说充其量只是辩护的准备阶段,当然,程序辩护权的行使正是基于这些权利的行使才能得以收集相应的材料来源,这些规定也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保障。然而,由于在实践中这样的权利往往会被侦查机关的工作细则所束缚,最后导致这些权利的行使变成了走形式,对侦查阶段的权利保护没有产生实质的效果,没有发挥侦查阶段辩护制度的监督作用。
诸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和通信权,但同时只能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也就是说律师的程序辩护权的范围只能局限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的合法性判断,律师的知情权也只能是侦查机关认为的“有关情况”。如此一来,侦查机关本应是被监督的对象,却实际上变成了主导监督的推手,主动性的程序辩护变成了被动的看材料,这样的律师辩护制度也就丧失了积极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本质特征。
(二)缺乏保障性法律的规定,辩护结果得不到认可,律师权利得不到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再完备的权利规范体系,如若没有有力的救济体系,权利也便不再具有权利的特征,不再被奉为权利。当下,针对侦查阶段的程序辩护制度体系,虽说经历了97刑诉和12刑诉法的不断完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依然缺少对该权利保障性法律的规定,导致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得不到保障,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也便只能局限在书面了。
首先,对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保障侦查阶段的程序辩护的效力能够得到审判程序的认可。在德国,针对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有专门的司法审查制度,针对侦查阶段出现的程序性问题由辩护人提交法院做合法性审查,这种即判式的审查制度及时保障了律师辩护制度的效力得到认可,同时,区别于自我反省的司法审查制度让审判机关的介入使得审查变得掷地有声。使律师辩护制度被提至侦查阶段的意义得以展现。在我国,同样对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也是有相应的救济措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即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纠正。同样,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辩护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违法办案行为,包括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和侵犯财产权利的行为,有权向该机关提出申诉或者控告。对于处理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从以上两条法条中,不难发现,我国针对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采取的是内部领导和外部监督的方式进行救济,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扮演的一般是追诉者的角色,如此救济方式形同把审判权下放给了控诉方,侦查阶段的程序辩护效果很难在侦查阶段得到实现。固然,法律规定审判权是应该由法院独立行使的。如此制度,作为被对抗者的侦查机关最后却成了自己的“审判者”。诚然,这里的控诉方肯定是不能与侦查中的侦查机关等同的,然而,在当下的这种审判制度之下,侦查机关和控诉方似乎具有相同的目的性,都是在追究犯罪刑事责任的驱使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让这种监督救济的方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最终使辩护效果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说到这,还有学者会说,我国的审判制度中同样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有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应的证据规则,可以弥补在侦查阶段的程序辩护制度的效力保障不够的不足。然而,法律把律师的辩护制度提至侦查阶段,即是希望能够在侦查阶段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对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产生诉累,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综上所述,我国的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不能及时得到审判的确定,导致辩护效力不能得到保障,最终使得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流于形式。
其次,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也是使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我国现今的审判制度,整个诉讼程序形成的是一个以侦查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更多的在意于惩罚犯罪,而忽视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同时,衍生出来的对程序正义的不重视,进而直接影响到在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最后,由于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权利的直接救济措施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有些案件中律师很少参与到侦查阶段中来,程序辩护更是少之又少了的。
诚然,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十七条已然做了规定,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也提及过,辩护人在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并对情况属实的,通知相关机关纠正。法律对律师的程序辩护制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然而,笔者看来直接救济需要高效的权力保障体系的确定,具体的程序问题也应当有全方位一体化的认识,而不仅仅是站在侦查机关的视角去考究,这样固然是能保证侦查的效率,然而由此一来程序辩护制度对侦查活动中的救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正如在很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意见只能成为附卷材料,“对症下药”的完整的证据链让其最终丧失了应有的价值。
为了保障诉讼的程序正义同时又不失诉讼的效率,针对侦查机关存在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如何要求纠正,怎样的纠正结果才能得到侦辩双方的满意,进而不至于影响诉讼程序的进行?况且,基于侦查阶段的及时性,缺失了相应的时机,律师的辩护制度也有可能再也遇不到同样的机会,在场权得不到保障,认可制度没有给予合理的救济,导致了程序辩护的行使变得难于上青天。譬如在律师行使阅卷权的过程中,遭到侦查机关的阻挠,然而,在辩护律师就此提出申诉的过程中,侦查机关已然对相应的案卷材料重新整理完整,此时的律师和检察机关已然没有能力去查实之前的案卷中存在的不足,这样的结果无疑导致了律师的辩护权得不到实施的机会。因此,诸如此类的问题,基于我国现今的救济制度是无法有力保障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的行使的。由此看来,不合理的直接救济制度也是导致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难以践行的原因之一。
三、实践中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得不到落实
从法理上来说,实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制度在个案中足以有效的帮助犯罪嫌疑人保障其合法权益,保证侦查活动的全面性,防止侦查机关的有罪推定。然而,实践中,侦查机关一家独大,相应的监督力度不够,辩护环境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制度主要体现在程序辩护,然而实践中律师参与侦查、了解侦查实况的程序得不到保障,同时了解案件的渠道单一,获取相应的证据支持难度比较大,导致很多律师干脆就不会在侦查阶段行使法定的辩护权,从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也便没有产生实质的价值。
    (一)律师在场权鲜有得到保障,对侦查活动的参与难以实现,因此,律师对侦查活动的了解只能建立在阅卷权的基础之上,导致律师了解侦查活动实况的权利受限,进而限制了律师辩护制度的正常行使。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身份在犯罪嫌疑人接受第一次讯问就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然而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加之侦查机关一般会加紧时间在第一次讯问中就对犯罪嫌疑人形成有效的口供,从而,导致律师在介入侦查中来的时候,其在场权得不到实质性的践行。当然,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没有在场权,的确,正如上文中所说,在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权没有得到明确的法律认可,对在场权的认识也是学者们对法条的推理,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也不是不无道理的。总而言之,侦查机关的这种避重就轻的侦查行为,多少有些回避律师行使权利的形式,这也折射出在侦查阶段律师权利难以得到实现的现实。
    (二)在侦查阶段,律师行使程序辩护的前提性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实施,导致程序辩护难以进行,律师的程序辩护不能对案件的审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进而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消极应对,最终让程序辩护制度流产。譬如律师的会见权就很难产生对案件突破性的进展,由于侦查机关规定侦查阶段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不允许向犯罪嫌疑人核对证据,然而侦查活动就是形成证据的途径,如若不能对证据核对又如何对这些证据的形成过程进行考查,进而行使程序辩护权,所以起诉前的会见权如同鸡肋一样,在侦查阶段没有发挥其预期的效果。程序辩护成为无本之源,难以实施。
四、思想观念上,司法工作者法治观念不强
人情世故,关系纽带的群体性观念在我国的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司法工作人员在行使诉讼权利的时候难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一)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法治观念淡薄,主要体现在侦查阶段对保障程序正义的忽视。追求实体正义似乎才是诉讼活动的唯一目标,对结果的看好固然是追求正义的目标之一。然而,由于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各方面的专业能力或者专业的认知能力,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我们大都是通过侦查机关的公开来了解案件的正义,这样纸上得来的正义也只能是侦查机关认为的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保证,难免会有一些冤错案件的发生。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考究,导致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不被人重视,案件事实的认定也便成了侦查机关的一家之言。对程序正义的漠视最终导致了侦查阶段司法工作人员对程序辩护的忽视。这一点从庭审辩护中大多数律师只是在做罪轻辩护就可以看出,律师的辩护少有去质疑案件事实的,或许只有被告人在法庭上才会对案件中的证据提出异议。程序性的辩护显得少之又少,辩护阶段更是基本上没有涉及。
(二)社会法治基础薄弱,两千多年的特权思想的观念根深蒂固。权大于法,认识人好办事的思路一直阻碍着诉讼程序正当化的进程。不仅是律师要搞好与侦查机关的关系,方便其在执业过程中诉讼行为,就连犯罪嫌疑人自己都希望通过与侦查机关搞好关系的方式息诉止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权利范围庞大的公安机关在很多方面制约着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行为,搞好与侦查机关的关系成为律师立足的根本。当然,这也跟全民法治观念淡薄存在很大关系,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需要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律师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又大多不会作出程序辩护的处理。如此一来,侦查机关更加猖狂的在体制内游走自如,甚至直接导致在有些乡镇派出所的民警故意夸大行为后果“威胁”犯罪嫌疑人上缴大量的“保释金”,否则就一直拖着不做出逮捕与否的决定。笔者曾碰到过这样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因故意伤害被采取刑事拘留,被害人由于在案发后自身的过失导致新的伤害结果的产生,侦查机关在明知两者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依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并向检察院作出申请批准逮捕的决定,在此期间却另一方面希望犯罪嫌疑人家属能够交足大额的“保证金”后“放人”。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可能是看到了其中端倪,却也迟迟地没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甚至也没有对这种不适当的侦查措施提出异议。在积攒了37天后,派出所终于在找不到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放人,更有意思的是民警还不忘提醒犯罪嫌疑人交一点“保证金”后取消“立案”,当然这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也最终是没有得逞的。然而当事人还以为律师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因此为了这个结果付了2万块的律师费,这种空手的活计着实让律师的执业发达不少,然而却深深的折损了司法的公信力。不难看出,由于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薄弱,对法律的不了解,导致侦查机关有机可乘,加之律师为了长远的考虑,为了搞好和侦查机关的关系,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侦查阶段的律师程序辩护制度在实践中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颇深,导致律师不积极,犯罪嫌疑人不知所措,最终错过了侦查阶段的辩护权的行使,侦查行为得不到合理监督,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错案频发,司法公信力持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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